由于军队涣散，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，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。
宋太祖时，军队人数不过37万人，经过七八十年，到宋仁宗时竟增加了三倍多，达到125万人。
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因为从宋太宗起，农民起义不断发生。
北宋在历次镇压农民的过程中，渐渐把吸收农民到军队里当作国家政策。
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只得招收流民入军，军队数量有所增加。
灾荒年还得再招募一些流民进入到军队中去，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，军费还相应地增加。
北宋不只是笼络造反的农民，对于皇室贵族、外戚、勋旧及知识分子，也是极力笼络，尽量安插。
这些现象，分别叫做“冗官”
、“冗兵”
、“冗费”
。
冗官，冗兵、冗费等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，不仅如此，北宋政府每年还要给西夏和辽国拨付“岁币”
，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，富豪隐瞒土地，导致财政收入锐减，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。
总之，由于有冗兵、冗官、冗费等“三冗”
问题，北宋的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严重，而收入却越来越少，到宋真宗时已经捉襟见肘，到第四代宋仁宗时赤字就更严重了。
宋神宗继任后，如果想要挺直腰杆，想要转变对辽国及西夏的策略，必须要先解决国家迫在眉睫的困境，因而只有寻求变法。
结合汉武帝当年曾用桑弘羊实施均输、平准之法，并且也颇有成效。
宋神宗也必须找到一个人来帮他增加税收、裁汰冗员，强化国防，于是选中了王安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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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成长于民间，也算是“知屋漏者在宇下”
，他深知国家的弊病，于是就想对症下药。
宋朝养兵太多，他就提出全国皆兵，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，平时加强训练，有战事时，这些人就可以征调出来作战。
官员效率低下，他就提高吏员的地位和俸禄，吏员有了足够的薪水，就会减少违规，效率也会得到提高。
手头攥着这些个高大上的举措，于是乎就有了王安石的上位。
熙宁元年（1068）时，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问王安石道：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，爱卿你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？
王安石答道：“以择术为始。”
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找到治理国家的霹雳手段。
当然了，这与如今“弃术近道”
的观点截然相反，可能王安石同志觉得当时的儒家大道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的进程了，必须得靠一点权术来刮骨疗毒才能以奏效。
到了熙宁二年，宋神宗又问王安石道：不知爱卿心中的变革之术，以何为先？
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：变风俗，立法度，方今所急也。
熙宁二年（1069）二月，在给神宗小皇帝成功洗脑后，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。
由于深得宋神宗的赏识，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。
次年，又升任宰相，开始大力推行改革，进行变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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